方清平单口相声全集,囚爱,实习期上高速怎么处罚-校园货铺实验室-创业起点从大学开始

频道:最近大事件 日期: 浏览:159

1917年,北京钟楼

清末北京前门大街

2002-1《收成》

【选自2002年第1期《收成》,邵燕祥专栏《尘土京华梦》之《年月深处》】

年月深处

邵燕祥

八面槽

北京八面槽天主教堂

即现在王府井大街中心一段。

八面槽,是个十字路口。往西是东华门大街,紫禁城的东华门遥遥在望;往东是金鱼胡同;往南,正派是王府井大街;往北,一向走到灯市口,往日就叫八面槽,过灯市口再往北,那一段早年叫王府大街。

新近,金鱼胡同西口里边,东安商场、吉利戏院、东来顺饭庄都是有名的。西口往北把角处有一家“宝华春”,老牌的鸡鸭店,预订下,能够派店员送鸡送鸭送鸡什鸭什。

几十年来,无数次从这儿走过,顺心的时分,倒运的时分,好天气,坏天气,合上眼能看见马路两头不同门面不同招牌,听到人声车声喇叭声,再往前还有黄包车、自行车的铃声;也能梳理出不同时期不怜惜况下自己的喜怒哀乐,没向人说过,也没人知道的,虽然不是什么隐私。

但有一个沉重的回忆,永久和八面槽这个地名一同,压下了门庭若市,市声人语,那是一个拆除了五十多年却还留下浓重暗影的:黑色炸弹。

当然仅仅模型。日本占据的后期,一个黑色的炸弹,一丈多高,傻大黑粗地矗立在八面槽十字路口的街心转盘傍边,尾翼翘然,见棱角,而炸弹头朝下,似乎一触到地上,马上就会轰然巨响,弹片与泥土瓦片纷飞,大火熊熊,浓烟滚滚,使富贵闹市堕入惊叫、哭喊,终究转为灭绝全部的幽静。

这便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我国人的恫吓和震慑,以炸弹,以暴力,以去世。

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。但是半个多世纪来,我读到不少写老北京的文字,却没读到有关的记载。

今日,八面槽的姓名现已从市区图上抹去。城开不夜,南北贯穿的王府井步行商业街上琳琅满目,一片泰平。

我愿以二十世纪灾祸中幸存者的身份提示世人:二十世纪中叶,这儿早年高高树起一颗黑色的炸弹,这便是日本法西斯“建造东亚新秩序”的模型。

五棵松

地在西长安街向西延长线即复兴路上,地铁五棵松站在万寿路和玉泉路站之间。

一九五三年,还没修地铁。出复兴门西行,公主坟就显得很远;越公主坟而西有地名五棵松,咱们其时数了数,现已只剩三棵了。

一九四八年北平围城时,傅作义退守城内,其时把复兴门外马路的行道树都砍了建筑工事。五棵松古木的损坏,不知是其时所为,仍是后来者的翦伐。

有一个星期天,咱们几个年轻人别离骑自行车和乘公共汽车出城,相约到袁方同志家作客。袁方早年从上海到苏北参与新四军,华东台吊销后来中心台,时任文教组组长。我和她早年联名写信给梅益,对机关里边某几个领导干部的体现提出批评。这表明咱们对一些问题有邻近或相同的观点。

袁方虽已中年,身体也发胖了,但年轻时能打篮球,现在夏天还下海游水,不归于老态龙钟的人。她有奋发向上,有干劲,不像动过癌症手术的病后之人。她常说:“列宁说,不会歇息就不会作业。”

咱们向袁方探问了走法,但因这一带谁也没来过,绕来绕去走了些弯路。我记住骑车经过了农业大学地址的罗道庄。袁方家住在马列学院分院,这如同是个不挂牌的单位,也无法向路人或住户探问。

袁方的老公冯定,是咱们都很尊敬的哲学家,党内知识分子老干部。我形象很深的是,一九五二年春夏之交,梅益拿来两张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第三版,上面刊登了一篇冯定署名的理论长文,文题特别长,总归是关于我国资产阶层的两面性如此。有一张版面上勾改增加,眉批旁注,早弄成个大花脸。梅益告诉我,这是毛主席改的,他从于光远、林默涵处借来,还要偿还,让我在一份洁净的报上,把改动之处照样划出、誊清,等于仿制一个副本。我很快就照办交卷。其时我的理论爱好不浓,更短少政治头脑,也没把这桩公案当一回事。许多年后才看到一个资料,如同冯定此文是与陈伯达争辩的,毛泽东欣赏了冯文,而陈伯达作为中宣部长,竟一度因而失势。经过毛的修改,冯文在北京的《人民日报》上转载了。

一九五四年我调去做工业报导,同袁方联络也少了。不知冯定何时从马列学院分院院长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。

不必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十年就够一个轮回。六十年代初期,我国青年出书社出书了冯定的文集《普通的真理》,不久就被中心级报纸点名批评。也仅仅批评罢了。到了“文革”发起,北京大学一九六六年搞什么“捉鬼台”,这才把原先文质彬彬坐在台上的冯定副校长,跟教职员工中的“牛鬼蛇神”打到一同去了。

后来传闻冯定去世。他们有个儿子是学理科的,同一位乡村姑娘结了婚。八十年代,袁方也去世了。

应在这儿弥补告知一句:五十年代马列学院分院,专门接收国外兄弟党的干部前来学习。我所知仅此罢了,我估量主要是东南亚的共产党。但我想,波尔布特不是冯定的学生。五十年代他还在法国留学,六十年代那个分院又不复存在了。

当年北京新华播送电台

灰楼

复兴门外真武庙路路东,真武庙二条西口往北。

不久早年在复兴门外大街西行,从车窗望着复兴商业城、光大银行……那个真武庙路里,却不见我了解的灰楼,而路口清楚是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。路没错,里边的灰楼消失了,改建了。

灰楼和邻近的粉楼,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在播送大厦完工早年,是中心播送作业局、中心人民播送电台、国际台以及北京市台的办公楼。命名缘于楼的颜色,粉楼以其粉红,灰楼以其灰。

灰楼的五楼曾部分辟为团体宿舍。多事的一九五六年,我就住在其间一间,我的床守在门口,同室还有对台播送部的苏新,播送剧团的张庆仁。

苏新是台湾省人,家眷还在那儿居留。他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前后到香港,又转来大陆的。相对于我这样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,四十多岁的苏新同志已是白叟。他很稳健,不大说话,说话时文质彬彬,就对咱们小辈也相同,很谦让;他独身住在团体宿舍,看来只要到了台湾解放才干重见亲人,真是以身殉职,四海为家,为革新贡献全部,在所不惜。我私心对他非常尊敬,其间又夹着几分怜惜。

一九五七年头,我一成婚就从灰楼迁出了。

再进灰楼,现已人比楼“灰”。六十年代初我现已是“摘帽右派”;老上级左荧收留我到北京播送学院汉语教研组,学院树立于一九五八年,还在草创时期,其时播送局机关都迁入播送大厦,灰楼就成了学院校舍。

我在学院呆了半年,作业是给新闻系一年级和侨生班(许多是被印尼政府反华时虐待的华裔子弟)教训汉语课和作文课。教训课常安排在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两节。刚上课还好,站到近中午时,两腿一阵阵发软颤栗,那是饿的。四十年曩昔,其他都忘了,这个挨饿的感觉一唤便醒。——难忘的一九六〇年啊!

后来调到中心台文艺部资料室,遂离别灰楼。但与灰楼缘由没断。愈加灰头土脸地进灰楼,灰楼现已是拘管播送局专政目标的“政训队”了。

时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。我进了这个“政训队”的一队一班,这一班以文工团的人为主,有总团团长柳荫,副团长陈庚,艺术辅导陈戈,说唱团团长白凤鸣,一级艺人侯宝林,还有曲艺作家王决,民乐团指挥彭修文,在文工团打杂的我,再加一个管行政的副局长李伍。

地址就在我住过的灰楼五层。上楼往右是一队,共六个班,包含局长梅益在内,所谓“走资派”、“反抗威望”和像我这样忝为“老右派”者属之。上楼往左是二队,是许多有所谓问题后来证明都不成其为问题的人。

一个一个入队,都要恭听宣告十条“无产阶层专政纪律”。四个月后闭幕时,造反派称这个队是为了“维护”这些牛鬼蛇神而设置的,理由是隔绝了大众的揪斗,每星期还能吃一次带荤腥的菜,如肉片烧茄子!

其时还在位并决议计划树立政训队的,以局党组一把手、政委丁莱夫为首,下至政治部的一班人,未必有维护梅益、侯宝林等人之想,弄个姓名把“黑帮”和“全部牛鬼蛇神”幽禁起来,恐怕是承受了每次运动的阅历,又学习了左邻右舍的做法。不过往后回忆,那个“红八月”特别是毛泽东、林彪“八·一八”在天安门审阅红卫兵今后,北京城里一霎时“混乱不安”,抄家打人,血雨腥风,打死白打;把咱们这些现已“揪”出来的人“圈”起来,胜似抛向大街,由派出所、居委会明里暗里鼓动红卫兵一类人随意处置,滥施私刑,或许客观上的确起了“维护”的效果。

刚一进来,班里还有一合唱队员,白白净净的年轻人,名叫钱正。咱们两人抬筐在煤堆上往来不断,他赤脚穿戴塑料凉鞋,走在煤块上磕磕绊绊,仍是很出力地快跑,体现为积极地承受专政。我心里古怪这样一个人怎样弄到咱们班里来。冒着违犯专政纪律的风险,我企图满意自己的好奇心。才知道他爸爸妈妈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去了,而他从小就地在南京参与了部队文工团。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“台湾”的联系,才从部队转业。惋惜我的好奇心还没得到充沛的满意,钱正这个人就消失了。纪律在上,不能多问。但私下里却有传说,一说他从五楼跳下去了,一说他被公安部分拘捕了。又传说他父亲是台湾高雄市的“卫戍司令”(?)如此。

一九七九年后,各项冤假错案连续平反。政训队一队二队“成员”几无破例。但没传闻关于钱正有什么说法。又由于我在一九七八年末就脱离播送局,有时回忆里闪过这么一个人,但从没找人问过。钱正其人者,到底是死了,仍是抓起来了?抓起来今后怎样处置的,放了没有?放到哪儿去了?八十年代后有海外、境外联系的,都“吃香”起来,成为“统战”目标,假如钱正健在,及此荣誉,我该会曲折传闻的吧?

在“政训队”住了四个月后,放归“大众傍边”,承受“大众监督”,我又从头留起头发(最初“落发”是我在政训队内专一一次自主的决议,令孙队长发现后感到惊奇,但未见怪)。又一年四个月后,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重入灰楼。仍是“黑帮队”或所谓“牛棚”的性质,这回姓名叫作“大联总专政队”,上有“群(众)专(政)办公室”办理,直属各派“大联合总部”,此时已军管,真实做主的是军管小组了。在我,也算是“二进宫”了,我却不似初入灰楼“政训队”的沉重。在里边是专政,在外面也是专政,其间远没有五十步与百步的间隔,一步之隔耳。

上层的事不去说它,只说这个“走读”专政队,保持了一年之久,到一九六九年四月“九大”前夕闭幕。这个队里除了老“政训队”的班底以外,加上了“露脸”于两派的一些干部,还有“文革”初期打倒了梅益,随后又在“一月风暴”夺权中被造反派打倒的丁莱夫。不过,梅益、丁莱夫等六七个人未在专政队“走读”,而在专家楼里“全托”,即单人拘禁,上食堂也有人押解了。

专政队基本上半日劳作,半日学习,学习是在灰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,假如我记住不错,正是几年前汉语教研组的地址。坐在长条凳上,常难免回思往昔,有时一会儿似乎窗外射进来的仍是旧日的阳光。

让这些早年坐办公室,时不时靠着椅背歇息一下的人,通通坐长凳,大约也是掌管者施行专政和改造的苦心。就像后来中(共中心)办(公厅)奉贤干校的重要阅历,“机械化不能替代革新化”,能够用载重汽车运送的,偏要用人拉肩扛,其思路彻底一致。让这些“养尊处优”的家伙只劳作半响,便是膏泽,半响学习实为歇息,够舒服了,不能给椅子,只能坐条凳,挺着腰!这或许有助于消除“三大不同”之一的脑力劳作和体力劳作的不同吧。

苏新这时也在专政队里,该干活就干活,该坐长条凳就在长凳上笔挺腰坐着。他动作沉稳,更少说话。

外面在“清(理阶层)队(伍)”,里边也在“清队”。苏新跟我不同组,即便同组也不能相互交流;满是坐牢的一套,不许相互问询案情,避免“串供”。咱们会集在这个队里承受专政和劳改,但还须对本来地址部分的“清队领导小组”担任。直到专政队快完毕时,每个人要写自传,才在专政队里开会,经过典型对整体施加压力,为的是要咱们别离“认罪”,“彻底告知”各自的问题。

我由所以“老右派”了,即便有了“新问题”,也仅仅白纸黑字摆在那里,问题在你怎样判别,不在我怎样“告知”,更用不着内查外调,这时便觉轻松——也是一种奴才式的轻松吧,犹如有的猪拖去杀,那没被捉的猪就在周围轻松地寻食。

这期间才传闻苏新一些状况,粗知他三十年代初便是台湾共产党的中心宣传部长,其时台共地下党归日本共产党领导,所以苏新被捕,在日本报纸上见过报导。现在就以三十多年前的日本报纸作依据来查看苏新。哦,他是坐过台湾监狱——也便是日本监狱的。那个年月我还没有出世,或刚刚出世。千锤百炼的苏新,不知有什么样的今昔之感,他早年拿今日的“大众专政”跟旧日的铁窗生计做过比较吗?

想苏新之所想,我的心一会儿沉下去了。原先我深思,他要想康复安排联系,要比及台湾解放,而现在,谈什么重回党内,他的问题要想弄清,也是遥遥无期了。假如大陆上的台胞中没人能做他的前史证明人的话,待到台湾回归大陆那一天,在岛上还能找到证明人么?谁知要比及哪一天,苏新能等得到,他旧日的同志,可为他那段前史作证的威望人士却还能健在么?

不幸中之大幸,可敬的台湾老同志苏新活到了“文革”完毕,虽然传闻活得很困难。我从党报上读到他去世后追悼会的音讯,那些加诸他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全已不见,还了他一个革新者的洁白。

又过几年的八十年代中期,我才传闻,他留在台湾的女儿(似名苏庆黎),也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,她以“夏潮社”的名义,打破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种种禁令,为台湾回归祖国的一致作业做着耐久的尽力。

但我不知在苏新最终的日子里,曾否见到别离多年的女儿。

颐和园大戏台

颐和园里大戏台,在东宫门西北,导游书上有正式的姓名,我老是记不住。

颐和园里有许多当地留在我回忆里,但我不止一次来大戏台,却不是以游客的身份。

身份?壮工吧。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,我从河南淮阳干校调回播送局。我是播送文工团全建制返京今后扔在干校不论的两个人之一(另一个是男高音朱崇懋)。这年冬文工团并没有要我回来的意思,是现已康复作业的中心台领导顾文华提议,他们不得不给面子,牵强发了一纸调令。

我不了解底细,回北京第二天就上团里签到。总团给个冷冷的答复:回家等候分配。

也罢。“有钱难买待分配”,就此赋闲在家。整个一九七四上半年,是“批林批孔”如火如荼的日子。我得免除许多开会学习被逼说话表态的为难。加上长时间干活遽然间断,在家里“蹲膘”,略略发胖了。

七月间,说有一份中心文件着重“抓革新促生产”,所以叫我到剧团舞台作业队上班,有表演时装车装台,没表演时就在播送剧场后身的布景道具库房兼木匠房,给木匠师傅赵振栓打个下手什么的。

每年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,按例在各大公园安排游园活动。分配给咱们的使命,是到颐和园的大戏台去装台。

不论四月下旬或九月下旬,算得上春秋佳日,咱们乘大卡车出城,有如兜风。舞工队(不是武工队)队长老吕(学先)带队,小赵(振栓)是主力,还有小白小陈小王,以及陈铎,我,什么人等。陈铎在干校时是抓“五·一六”的重点目标,咱们经常被派在一同劳作,此时他也没彻底结案。

装台的活儿不重,又似乎一次远足,连我和陈铎,一路心境也都很好。

颐和园,只要人少的时分,才像个皇家园林。咱们去的时分,即有游人,也多半在长廊、排云殿、谐趣园徜徉,大戏台这个院里非常清旷,除了咱们没有其他人影。

此情此景,最适于发思古之幽情。我坐在大戏台对面颐乐殿台阶上,心里想念着“笙歌归院子,灯光下楼台”,“歌管楼台声细细,秋千院子夜沉沉”,“舞低柳树楼心月,歌尽桃花扇底风”……才发现写歌舞场面的,简直满是夜景,没有日场,更没有咱们游园会在大早晨阳光照射下表演的;还有,写的清楚都是各种版别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拟之于现代,便是大户豪门的“堂会”了。

颐和园里的大戏台,一年搁置三百六十天,也便是有限的节庆寿诞,给西太后办个堂会吧。江青虽有野心,难免常想步慈禧后尘,但大约“日理万机”,没想到颐和园里的大戏台,不曾借“五一”“十一”到这儿感受一下女皇式的威仪:独坐中心,观看大戏台上献演的戏码儿,跟君临排练场查看样板戏,是不是相同的味道?或许不是她不想来,而是忙着如毛泽东所说的“策划于密室”,“焚烧于底层”,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不得兼顾?

咱们装台今后,离正日子还有几天,自有专人做安全查看,没有咱们的事。往后从报上能看到党政领导人别离到各大公园,坐在小板凳上观看表演,“与民同乐”的相片。

所以悟到这也是“你在桥上看景色,看景色人在楼上看你”,台上演戏给台下人看,台下看戏的人里,或许身上带着更多的戏呢。咱们装台的人不在场,顶多算是在场外看戏,矮子观场,“随人说短长”。我想起鲁迅有诗云:“静默三分钟,各自念拳经。”马上又想,不行乱想,一旦说出口,偶语弃世岂不冤哉,市上也正清查各种政治流言呢。

一九七六年的“五一”,政治空气凝结得令人窒息。但咱们仍是轻松地在大戏台完成了装台使命。往后“拆台”运回,更有戏已演完之感,说不清心境沉重仍是轻松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,当年“十一”似未举行游园活动。我后来脱离“舞工队”,也不论替表演搭台的事了。

先农坛

1901年,先农坛祈求殿

先农坛内庆成宫

在宣武区南纬路。

先农坛原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先农、六合以致“太岁”的当地,民国后多有变迁。这儿指的主要是旧址东南部的先农坛体育场。

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晚,中直机关(应该还有北平市直属机关)在这儿召开大会,留念我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。

这是在阅历了“乡村包围城市”的长时间斗争,总算解放了闻名古都也是内定要建国定都的北平——北京之后,这是在渡江解放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,并且预备树立由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的新我国的时分,欣逢建党的留念日,谁说不应隆重地留念?

我跟着播送电台的部队抵达,振奋,“新鲜”。第一次传闻我国共产党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诞生的(后来经考证应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,七一或取大数,或取肇始之义,或取易记,或干脆由于长时间以来埋没失忆),第一次过这个革新的节日。半年早年,仍是旧我国旧社会,那时分除了过大年,清明端午中秋重阳,只知道一个阳历新年,一个四月四日儿童节,一个十月十日国庆日,还有一个洋节圣诞。至于有革新含义的节日,则是每年三月二十九日,以黄花岗七十二勇士留念日为青年节。

革新了,成功了,党教训咱们这不同于前史上的改朝换代,而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。改朝换代姑且要改年号,天翻地覆首先要改元,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改称公元一九四九年,正如辛亥首义今后,再没有大清宣统四年,只要中华民国元年了相同。

这一年三月二十九日,没有过青年节,青年节改在五月四日即五四运动留念日了。在这之前,过了一个早年一般人没过过甚至没传闻过的“五一”国际劳作节。至于儿童节由四月四日推迟到六月一日,国庆由双十节提前到十月一日,又把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留念日定为“八一”建军节,都是后话,也是人们日子和观念革新化的题中之义吧。

这便是我感到“新鲜”的原因。

咱们日子在年代的转折点,旧年代与新年代的接合部。“咸与维新”是必定的。我甚至感到咱们民族向来是喜新厌旧的,不时在弃旧图新之中。早在近两千年前,王莽便改国号为新,并大改郡县之名。而近百年来,虽然保守之徒对欧风美雨深闭固拒,但辛亥革新一刀切断帝制的长辫,“五四”今后,趋新成为年代潮流。《新青年》。新文明。新文学。新诗。甚至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。新我国是咱们朝思暮想。六月下旬召开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会议,这一次是必定不同于旧政协的协议撕毁一场空了。毛泽东入住中南海,中南海正门的“新华门”三个大字,如同几十年前为中南海的革新化预先安置的,时令一到,便进入《新华日报》“新华通讯社”等等的同一系列了。直到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中呈现的“新思潮”,在一九五七年被确定为阶层斗争“新动向”,便转而批“新”,说刘宾雁的大皮包里装着的所谓新,是要让我国人民吃二遍苦,受二茬罪。这是后话。

就在今日——一九四九年“七一”当日,党中心机关报全文宣告了毛泽东昨日写定的宏文: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。虽还没来得及细读,却已从播送中齐越金声玉振的朗诵中感到它的博学多才,挥斥方遒,慷慨激昂,傲视时空,这是我国共产党二十八年前史的光芒总结,这是新我国开天辟地的奠基之论。

怎样能不喝彩雀跃?

先是先农坛上空密云不雨,跟咱们的心境不合拍。不过此时专心人世,顾不上管天上的工作。谁知你不论它它要管你,一阵疾风过处,骤雨追寻而至。嗷嗷一片惊叫,几分抱怨,几分愉快,几分起哄,释放着集合起来静静等候中积存的声响和能量。从看台望下去,场内纷繁撑起早有预备的一朵朵雨伞,一时蔚然如雨后森林里疯长的一大片五光十色的蘑菇(当天在场的闻名女记者子冈便是这么描绘的,次日一见报就遭到批评)。巧得很,不一会风云过境,骤雨初歇,落日余辉从云缝乍露,不久前的惊叫不觉转为喝彩。

这时喝彩加上掌声遽然如潮涌起,本来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走上主席台,都在向五湖四海招手,一时我竟没看出谁是谁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近间隔看到毛泽东,印证了关于他非常魁伟的传说。回到家就在小本本上写了一首短句组成的诗,记载激动的爱情。但这首诗——假如也叫诗的话,写得太粗糙了,其时就不好意思拿给人看;后来被人称作诗人了,就更羞于示人,私自思忖,见过许多撒播的粗糙的诗,大约都是在“无法(用语词)描述”的热情中写成的吧。

随后一说起那天的雨后放晴,毛泽东当令呈现,我听周围的谈论,总透着一种天人相应的迷信颜色,就如说什么真人显灵,头顶佛光,或是赌咒发誓就说“天打五雷轰”之类。这样的偶然,在九月下旬某一天又发生了一次。那个下午新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,宣告树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际,怀仁堂外云层中翻滚一阵雷声。诗人何其芳所以写出了那首多年收入语文讲义的诗:“新我国在雷鸣中诞生……”如此。

何其芳当然不会有天象感应一类迷信。像“共产党,天心顺,真挚为大众”这样的歌词呈现在孟贵彬的独唱《歌唱毛主席》中,原是采自陕北民歌的。

那年“七一”曩昔没几天,《人民日报》刊出了老诗人俞平伯的自在体新诗《七月一日红旗的雨》。他当然也没有宣传天人感应的迷信,他仅仅记载了那晚的偶然,淋漓的兴会。

五年今后,由批评俞平伯的《红楼梦研讨》发问,转入揭露所谓胡风反革新集团。在这两个战争中,何其芳都是处于批评者一方的位置,他写的有关文章带总结性质,威望性或仅次于周扬。但在这以后的年月中,在他掌管文研所的作业中,对俞平伯仍是有所维护,绝没有斩尽杀绝,在他和俞平伯之间,也没有恶语相加,“撕破脸”。这当然与所谓“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加以差异”的方针界限有关——何其芳是必定会履行并遵循方针的,——恐怕也与何其芳不失自知之明有关;他对自己之写作《论红楼梦》,老实地供认是临时抱佛脚的成果,他对俞平伯的学识应该也是供认并信服的,虽知俞平伯是钦定的胡适派资产阶层学术威望,在运动高潮往后,也不致如某些人那样偏执以致于极端了。

但在对胡风的态度上没有看出这样的松动。那可能是长时间以来确定胡风文艺思想归于异端,信任了有“资料”证明胡风不仅是与周扬刁难,并且组成集团与党抢夺领导权,这是作为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说话》的自觉阐释者和保卫者的何其芳所不能容忍的;别的,内心深处,是不是对胡风的学识——他的理论和创造,认为都无足观,不具有俞平伯那样的价值呢,死无对证,无从稽考了。

[附记]一九四九年十月某日,仍是在先农坛体育场,开过一次欢迎苏联文明代表团的大众大会,正副团长法捷耶夫、西蒙诺夫跟咱们碰头。记住是孙维世担任翻译。

尔后我没再来过先农坛,不论是看球赛仍是开大会。如同北京市的大众大会一般都转到露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开了。

【选读完】

黄永玉插图明信片,微店赠品